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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皇帝因《大藏经》有汉、藏、蒙古文本，独缺满文本，便在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，下令设内府“清字经馆”，以汉文、藏文、蒙古文、梵文《大藏经》为底本，翻译刊刻满文《大藏经》。满文《大藏经》在清时是与《四库全书》并行的巨大文化工程。其特殊意义在于它是用满文与其他民族文字对译而成，对于满文的成熟作用巨大。这部满文《大藏经》，也是部头最大的满文书籍，全书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翻译完成。同年12月，清字经馆失火，损失惨重，部分经版被烧毁。烧毁部分又经重新补刻，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)才全部刷印装潢完成。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《大藏经》76函，605种(33750页)，雕版4万余块。它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，是“康乾盛世”的产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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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认为，翻译体现着译者的创造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汉译名著”实际上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，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建构。1000种“汉译名著”的翻译出版，聚焦的不仅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经典，也是对每一个时代前沿的追踪。熊林教授强调要加强对中世纪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翻译。